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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5

想起了他的PE对PE并购理论。现在是新浪PE更高吧,所以卖给了它。

想起了他的生活圈媒体概念。曹国伟暂且完成江的梦想吧。或者江跳身新浪来实现这个梦想?

想起了他的超级销售员称号。想起了备受质疑的只有广告没有内容的媒体。想起了他的自认为堪比电视频道广告业务的论调。好吧。广告跟内容开始结合起来了。果真会是内容和销售的强强结合吗?接下来的电梯显示屏,可会有大的改观?

想起了他的感叹,有钱人难管啊。并购过来的创业者套现了就不想干了。所以分崩离析了,这个团队?所以一一拆掉卖了,再大赚一把?

无论如何,这个看似非常想象力,让大家震惊的并购。指向是广告主们。打包卖广告哪。据说本来是卖给更厉害的广告霸主媒体。可惜那家不是一个上市公司。

有谁可去问过广告主们,你们买单吗?或者,你们有买单与否的权利吗?

新一起的广告和广告主,媒体和媒体之间的博弈大战,燃气硝烟了。

2008-12-19
有些人,你大约会始终关注下去。虽然最初的关注可能完全是工作需要。李彦宏大约算一位。我曾经觉得好像理解他了。那时连他面都没见过。只是通过文字,通过同为天蝎的想像。
有时你会觉得很害怕,真的跟他见面了,真的有机会聊天了,会是怎样。
无论风雨如何刮。无论真相究竟如何。这个复杂的环境,哪有纯粹的商业。可是,始终会权衡。年轻,也始终会走弯路。精力顾不过来时,利润压迫时,难免会。。。。
关键是回头。回头是岸。
 
股价好好跌吧。未必是坏事。神话打破吧。未必是坏事。谴责多多来吧,未必是坏事。
关键是迈过那一步。跨过那个坎。
伟大都必须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阵痛。
作为旁观者,我们用多少心来关注一个人和一个企业呢。用心和专著显得越发重要了。
 
以下是摘自李彦宏。无声,让我想起一位前百度员工对他的评价:沉默管理。
 
 
无声的管理 无声的技术
2008-12-12 14:42

人类在医疗卫生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 — 净化了自来水。

1. Inspiring:营造一种开放、充满活力的氛围而默默地做制度方面的假设

2. Caring:知道在合适的时间来用合适的方式处理问题。

3. Infusing:注重潜移默化,和风细雨,贵在坚持,最终效果显著,影响深远

4. Initiating:从来不离开基层

在中国,无声的不是管理,是技术,太少人真正关心技术的进步,太多的人醉心于把管理当战争,把自己当毛泽东。

又看了些李一男和百度新东家的新闻。李一男也是我会感兴趣的人物。然后无意中看到李彦宏去华中科技大的新闻。有那么一点点意思。李一男的大学母校就是华中理工大(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也是我的母校。

有人又乱弹李一男和任正非的旧文了。总是看了后觉得太那个。干嘛要妖魔化两个人的关系。不就是年轻人想创业,想发财嘛。很正常啊。创业失败了,总得再找个地方吧。还不老,对互联网感兴趣不行吗?

我好奇的是百度技术的下一代发展方向。还有百度在无线领域的动作。一直以来,我并不觉得百度的商业有多么的成功或值得多么的尊敬。他强的是产品,是根据本土消费理解基础上的技术研发。这个行业,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很可能一夜之间让你成为黄花菜。雅虎就是一个例子。

 

憋着劲,为未来拼命呢。你今天的成功是昨天决定的。你今天的行为决定了明天的你。

2008-12-18

一年又过去了。好久没来到这个博客了。这次贴了好些旧文。给自己留个纪念吧。无论好歹。

没有厚积,自然来不了薄发。

这是一个让自己看到不足,同时慢慢进步,慢慢自信起来的一年。

接受自己,认识自己,也就是最大的收获吧。

新天域资本三期基金即将募集完毕 拟协助企业并购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潘虹秀 发布时间:2008-10-15
     天威英利、金山软件、金风科技、双汇集团、中联重科,这些在所属行业名头甚响的企业,你知道它们的投资人是谁吗?你大约会说出鼎晖、弘毅的名字。没错,它们是中国本土PE中的明星,它们参与了上述部分企业的投资。但这些企业其实还有一位共同的股东——新天域(New Horizon)——你或许没太听说过。

    同鼎晖、弘毅一样,New Horizon也是一家创立于中国本土的美元PE基金。它少为人知是有原因的。如果说VC比拼的是眼光,那么PE拼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背景资源,或者说靠山。在国内,有三家让外资同行不敢小瞧的本土PE.最低调的一家是中信资本,隶属于中信集团,其创始人张懿辰更是荣毅仁家族的姻亲。再就是上述提到的鼎晖和弘毅。鼎晖的管理团队出身中金的直投部门,弘毅则是联想控股大家庭的成员。相对上述出身显赫的本土PE,New Horizon可算平民。这种出身注定了其诞生之初会比较默默无闻。最关键的是没有美元的投资记录,你凭什么让人给你投资机会呢?回忆起那时的处境,其创始人于剑鸣感叹,“很难”。

    追随创业潮流

    New Horizon的第一期基金中文名是“新宏远创”。“很少有基金的名称是四个字的。人们总是说你们叫新宏远公司?或者说你们叫新宏创公司?总之,大家总是念不对。”说起这个,于剑鸣笑了。于是,在第二期基金成立时,于将基金的中文名字改为三个字的“新天域”。本文开头列举的5家企业,都是新宏远创时期投资的杰作。

    于剑鸣的经历跟很多海归很相像,随大流。他生于1971年,籍贯湖南,在崇尚经验的PE行业算得上年轻。于本科读的是清华大学生物系,这在当时比较热门,出国后获得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去西北大学的商学院读了个当时很多留学生都会选择的MBA.在互联网高峰期,于跟风创立过一家网络公司,也同风险投资接洽过。或许是同西北大学商学院40%的毕业生都做咨询的潮流有关,2000年,于进入了美国洛杉矶的麦肯锡公司,给美国一些大企业做医药、生物、医疗保险方面的咨询。期间也为美国硅谷的VC、PE提供生物咨询。

    离开麦肯锡后,于放弃加入硅谷VC的机会,选择了回国创业。这个外表温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比较害羞”、“谨慎”的湖南人,骨子里有股湘人的闯劲。“那个时候还没想到做投资。从激励程度来讲,创业肯定比做VC更高一些。况且也是对我的(生物)专业的一个延伸。”于说。

    在这种驱动下,2002年,于剑鸣和一些朋友回国创业,先开了家医药开发公司,主要针对病毒感染的临床前的研究。一年半以后,他们把这家公司卖给了香港一家上市公司。于的创业冲动很符合当时海归派的主流。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比他更早或跟他前后回国的海归们都在哪哪创立了什么公司。

    “2003年、2004年,创业还是很时髦的东西。中国的媒体,对创业产生财富的报道比美国更多一些,营造了一种创业氛围。杨致远、比尔。盖茨的创业故事,也许一些美国人并不很了解,但很多中国年轻人都津津乐道。”于说,“从中你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项目,也能看到创业在从高科技延伸到各个领域。我的一个清华校友从海外回来后,就做了个湘菜连锁餐厅。”创业的人那么多,企业成长空间也很大,他们都要融资,这让于剑鸣萌生了做投资的想法。

    非典型成长

    从投资开始,于开始踏上一条跟很多海归不同的非主流路径。他没有顺理成章地加盟硅谷一家VC,然后来中国投资时髦的TMT行业——犹如很多金融和工程师出身的海归派那样。他也没有选择去找硅谷的朋友一起创立一家自主品牌的VC,做早期投资——犹如那些从创业家转身VC的海归那样。

    于剑鸣最先想到的并不是怎么利用海外资源,而是如何让自己更迅速地融入本土。“到什么山上唱什么山歌。”2004年,于加入了浙江的一家信托公司,这家公司迁到北京后更名为瑞丰信托。“这家信托公司有牌照,可以用人民币投资。”如果不是人民币融资环境的不成熟,于也许就沿着这条人民币投资基金先行者道路走下去了。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信托融不到资,于是就想成立一个美元基金。

    也许跟在信托公司的经历有关,于剑鸣更感兴趣的方向不是做针对早期创业企业的VC,而是对那些快速成长期企业投资的PE.“我们相信PE未来会成为三大融资渠道之一(另两个是资本市场和银行)。”

    于剑鸣一直庆幸自己抓住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机遇,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于发现了投资当时还是非流通的法人股的机会。“上市公司有很多占比较小的法人股。很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觉得股改不会很快实现,反正套不了现,就想卖掉自己的股份。从PE的角度,我们的投资周期是7年,可以等到3年、5年后再流通。”

    要投资先要筹资。于开始动用海外积累的人脉资源,先找了淡马锡的朋友,让他们投点钱。“最难的就是第一次找钱,不知道谁会给你第一次。那就跟他们磨吧。”所幸的是,于剑鸣的想法跟淡马锡不谋而合。他们在2003年就开始研究股权分置改革的机会。后来,于剑鸣又找了软银控股做投资人。软银控股跟于的母校清华大学有个合资企业。

    2005年5月,于剑鸣和他在原信托公司的旧部发起成立了新宏远创基金,规模为1亿美元。投资人为上述的新加坡淡马锡和日本软银控股。

    即使是看到了投资法人股的机会,怎么判断投资对象,并啃下它更是个问题。

    咨询出身的于剑鸣,喜欢谋定后动。2004年,在新宏远创基金募集之前,于和他的团队就对上市公司做了个摸底调研。当时国内1400多家上市公司,他们看了50多家,最后形成了20家的清单。“那时,我们也没什么很好的资源。就靠我们每天在计算机上看,然后打电话去问情况。”

    接下来,在和目标公司接洽的过程中,资源关系还是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中联重科在清单名录里位居第二,也是于的家乡湖南长沙的一家国有企业。“有朋友跟当地国资委的人比较熟悉。他们说中联重科要改制,你们可以参与。”2003年、2004年,正是地方政府大力推行“国退民进”的时候。当时,中联重科的大股东是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恰好,于认识该院的老院长。于是通过这两条线索,新宏远创介入了中联重科的投资案子。

    除了中联重科,新宏远创还投资了两家法人股,双汇和四川美丰。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非法人股投资的案子,其中凯赛生物、中国干细胞、延申生物三个生物医药方面的项目,都和于的专业有关。还有的项目是新宏远创的投资人介绍的。“江龙印染是投资人推荐的。对他们来说项目比较小,我们就投了。”

    在接触项目的过程中,于剑鸣逐渐认识到资源的重要性。于是引进不少拥有国资委、工商银行、华融资产、华夏证券等本土政府和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人才。他们的到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脉资源网络。“我们抢到了金风科技项目,他们(指引进的人才)本来就在追这个项目。”

    在挖掘资源时,于剑鸣也特意将重点放在大家关注相对较少的中西部。“我们没有大公司做后盾,很多时候没法去和他们竞争非常好的项目。他们或许看不上我们。但在二三线城市,我们的团队可以去自己的家乡,发动以前的关系,深入下去,拜访当地的发改委、国资委,去赢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赢得当地上市办的支持。”

    不过,获得优质项目的信息并跟自己动心的项目接触,只是投资的第一步,如何拿下它们还要靠学问。“尤其是当你规模又小,经验又少的时候。”于剑鸣说,“我们第一期基金募集完毕的前6个月,没完成任何一个项目,只是拼命地谈。”在此,于又说到了他在麦肯锡积累的咨询财富。“咨询公司最大的特点是倾听。你听懂他的意思,然后去实现。”于觉得这也让自己跟别的基金区别开来,甚至可能是自己长远的制胜法宝。

    “你知道私营老板或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是很孤独的。真的。他希望你听他的。”于剑鸣说。倾听了对方的苦恼和需求后,于就尝试着“小步小步地”去帮忙。“他可能有三个问题,我试着帮,可能只有一个问题有些进展。有些PE,只是口头说这个放心,我给你搞定。企业家很聪明,他们知道你可能兑现不了。我们会很坦诚地说能力有限,但会尽最大的努力。结果慢慢地,事情就拱通了。”

    孙壮是新天域的执行董事,也有过做咨询的经验,他强调:“我们从不认为自己比创业者更懂运营。我们准备投资的企业,管理团队自身一定很擅长运营。我们也从不像有些强势的VC或BUY-OUT(并购基金)那样介入企业的具体运营。”孙壮他们所做的是,在企业运营之外的外部环境上提供服务。于剑鸣本人就曾对凯赛生物的产业政策环境做过很多咨询。“企业的一把手找到政府官员诉苦,他们可能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们以私下的朋友身份向政府官员咨询一些事情,他可能会跟你讲,不要做的太大,国家政策导向怎样。”于剑鸣说,“我们所做的是尽量减轻他们的负担,让企业家能放手做企业内部的工作。”

    新天域慢慢赢得了口碑。在成立头一年半时间,第一期基金就投资完毕,共投了十个项目。2007年5月份,于又成功募集了第二期5亿美元的基金,目前已投资了十余个项目。现在第三期更大规模的基金也将募集完毕。

    从第二期基金开始,新天域在所投资的项目中基本上起着领投的角色。在第三期,于剑鸣又有了新的谋划:“可能会跟企业一起去做并购。”为此,新天域2008年又引进了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包括有着十余年投资经验的前新加坡大华银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裁郭子德和拥有思科战略投资经验的周颖华等。此外,还有些来自高盛投行、四大会计事务所的金融人才。在于看来,这些人才都跟他本人比较像,低调、务实、温和。

    这些引进的人才也都坚信本土PE的优势。“否则,大家都加入外资机构去做PE算了。”孙壮说道。

狂野西部:矿企的生长标本

 2008年09月18日 00:22  《中国企业家》杂志
  盐湖“淘金”久攻不下,股市“淘金”出师不利,发展受挫的滨地钾肥,也许是诸多西部矿企野蛮生长的标本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滨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地钾肥”),这家原本在业内寂寂无名的民营企业,似乎一夜之间声名狼藉。

  7月16日,上市公司吉林制药(7.55,-0.08,-1.05%,吧)(000545)复牌,出了一纸重组公告,显示滨地将借吉林制药的壳上市。在热闹的3个涨停板之后,有媒体曝出这个公众从未听说过的滨地钾肥是个“骗子公司”,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又一个银广夏”。随后证监会介入调查,吉林制药再次停牌至今。

  虽然,复牌公告发布的前二十天,6月26日,滨地钾肥在大盐滩举行了隆重的30万吨钾肥项目开工庆典仪式。虽然,到场见证的有青海省海西州政府、冷湖行委、钾肥经销商、设备供应商、当地银行、投资考察者、媒体记者等四百余人。质疑的阴云还是笼罩了何茂雄,滨地钾肥的董事长。

  对于质疑,何茂雄并不陌生,五年来,他反复地感受着周围的人类似的态度。

  赌上大盐滩

  6月24日晚8点,西宁开往格尔木的软卧车厢,上来了何茂雄同其妻子张兰玲。这对同出生于1961年,同做过教师的民营企业夫妻搭档,中等个,略微有点胖,很少言语,看上去并不像很精明的生意人。第二天凌晨6点左右,当列车经过格尔木著名的“万丈盐桥”时,张激动地指着窗外告诉同行的《中国企业家》记者,这是我们的公司,那是引卤水(当地人称地底下的水为“卤水”)的渠道,并告诉外行的记者,钾肥就是从卤水中一步步提炼出来的。

  格尔木市是一座因钾肥而兴起的小城,位于青海省海西州。它是一座盐湖城,整个城市被大大小小的盐湖包围着。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察尔汗盐湖。初到察尔汗盐湖的人大多会好奇地问湖在哪儿呢?湖就在地下数米到数十米之处,因含盐量高,所以叫盐湖。地表看来,它是茫茫戈壁滩和沼泽地。格尔木的宝贝就在这地下的卤水中。因卤水富含钾,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企业盐湖钾肥(86.92,0.00,0.00%,吧),它的年产量占据国内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个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化肥,如今正成为资本市场上“非常吸引人”的追捧对象。

  这个人口20多万的城市,据说有18万是外来人口。十年以前,小城比这小很多,多为破旧的平房。如今这个城市,林立街头的主要是宾馆、餐厅。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出租车随处可见。一位土生土长的当地出租车司机说,这些基本都是十多年前才开始陆续兴建起来的。支撑格尔木迅速发展的,除了盐湖集团,还有一拨一拨的淘金者。

  淘金最热的时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来者大多是浙江人、福建人和四川人。他们大多聚集在察尔汗盐湖。一条专为盐湖工业集团运货的铁路将察尔汗盐湖隔成东、西两部分。察尔汗盐湖以西为盐湖工业集团所有。盐湖以东则是大大小小的淘金者追逐发财梦的地方。架几台机器,弄个水泵,把卤水抽上来,晒晒,浓缩后,就可加工成白白的粉末状钾肥了。这些外来商人花几十万元人民币投资一个钾矿,当年就收回成本,三五年后就能赚个几千万,然后再将矿倒手,离开。

  鼎盛时期,这里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民营钾肥厂。何茂雄就是其中的一位。

  2003年,那一年何茂雄42岁。他通过拍卖拿到了大盐滩某钾矿床的勘探权。这个大盐滩面积800多平方公里,是他当时已在察尔汗盐湖所拥有小块盐田面积的40多倍。将勘探权拿来拍卖的是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下的一家企业,他们于1998年中标,拿到勘探权,勘探四年后,因为开采难度太大而放弃。整个拍卖流拍了两次。在那个富矿资源已被瓜分殆尽的年代,人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块矿只是个烫手的山芋,否则也没人舍得转让。

  而何拿下大盐滩,有他的野心和算盘。他说,钾肥“无法像尿素、氮肥等其他化肥一样源源不断生产”,必须取之于钾矿。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又恰恰是“缺钾大国”。他要为这越来越稀缺的钾矿资源做好准备。

  在何拿下大盐滩的前两年,青海省政府和国土资源厅下发了红头文件,开始了资源整合。察尔汗盐湖以东的上百家大大小小的钾肥厂被整合为十多家。那次整合的目标就是“一湖一证”,规范开采,保护资源。何认为随着盐湖资源基本被瓜分完毕,以后将不再可能有机会了。因此,当大盐滩的机会出现时,他觉得这是“惟一的机会”,于是压上了赌注的筹码。

  拿到矿后,何茂雄的做法再次让人们吃惊。他在第二年就砸下了巨资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马路,拉高压线,铺管道,引淡水,盖厂房等等。通常人们都是先谨慎地试验,判定能投产时,才开始做相关的基础设施。结果也如人们所预料。四年过去了,大盐滩吞噬了何茂雄号称数以亿计的投资,却没有给他带来一分的现金回报。

  这给何茂雄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首当其冲的是股东的压力。2004年,在大盐滩搞基础建设的那年,何曾找来4位股东,融得了850万元的投资。一年多以后,4位股东全部退出。这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大盐滩有问题,生产不出矿来。这种情况下,当地银行除了用矿产权做抵押,给过他两次共计600万元(据说是当时何拿矿的价格)的贷款后,大多也不敢再放贷。“你没有生产出产品来,银行也没有办法多借钱给你。”还有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有些人去政府官员那告状,何茂雄这么多年都没生产出东西来,真是有问题。据说告状和传言甚至惊动了青海省主要领导。

  何茂雄其人

  何茂雄,出生于福建省永泰县大洋镇苍霞村一个山区贫穷家庭。大学毕业后,何满怀热血,作为知识分子支援西部来了青海,做了铁路学校的一名政治教师。1997年,因跟领导的关系处理得不太好,不喜欢那种“纠葛”的人际关系,何茂雄下海了。那年他36岁。下海后,碰到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张兰玲。张也是大学生,曾是西安的一名英语教师,跟他同岁,也是支援西部来到青海。下海前在中国外运青海分公司工作。一个懂贸易,一个在铁路上可以发货,两人携手做起了钾肥贸易。也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指望发财。没想到,一年下来,竟赚了80万元。两人开始考虑自己经营一个钾肥生产企业,于是有了庆丰钾肥的诞生,那是1999年。

  “进入钾肥生产的时机不是很好,”何回顾道,“从资源、从资金、从各方面,我们都非常难。花的代价是别人的十倍、二十倍。”据当地的一些矿老板说,淘金最好的年代正是头一年1998年结束的。那些年,钾肥的价格一直相对平稳。何必须跟进入成本远远低于自己的同行竞争。庆丰可开采的矿区面积并不大,何尽力将这个小厂经营好,努力做到了年产量5万吨左右。这个规模,在格尔木民营钾肥业中,排到了第三。连续好几年,何总是琢磨着如何节约成本:“多余的水,可用来做固(固态的光卤石等)转液(态)。机械设备,可能别人要花4万块钱,我用2000元的设备去替代。电,别人需要45千瓦的,我用22千瓦的。”何回顾说道:“我们付出很多。生产工艺过程,我砍掉一大半。”何很是自豪,“人家说我不会搞,但我搞出来很好。”

  何也想用类似低成本的办法来做大盐滩。拿到矿以后,尽管请了专业的设计院,何还是自己主导了大盐滩前期的设计方案。他要将自己在庆丰的“精细、节约”的精神用到大盐滩。除此,何的重点就是养矿。“像种庄稼一样,要施肥等它成长。不能追求短期效益,矿没长成就去收割。”他说道,“我的矿原本不是现有这么多。不去养,就没有这么多矿。”据何自己说,通过引入淡水等诸多办法养矿,可以让没达到工业开采标准的矿达到标准。而福建家乡的紫金矿业的成功,也给了他信心。“我去紫金山看过,可开采的很小。开始根本开采不出来。后来技术发明了,才开采出来。”何茂雄认为大盐滩的情况跟紫金山有类似之处。他说道:“本来真正能开采的可能就两三千万吨。我养了后,能达到三四亿吨。”

  “力排非议”的何茂雄,似乎等来了幸运之神。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钾肥市场突然迎来了一个黄金期。国际钾肥价格不断飞涨,导致国内的进口价从200多美元每吨一下跳到近600美元每吨。国内钾肥价格也正从国家指导定价向市场定价过渡。进口价极大地推动了国内钾肥价格的上涨。每吨钾肥的价格从去年的不到2000元飙升到今年的5000多元,并且还在不断蹿高。有分析师认为,上涨的局势至少会维持5年左右。何茂雄计算了下,这意味着钾肥的毛利将从过去的100%上升到400%。

  在这种形势下,他不仅再次引来了股东,筹集了数亿元资金,还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大盐滩无法生产钾肥的难题。去年年底,何茂雄联合近10位股东,以大盐滩为主要资产,组建了滨地钾肥有限公司,何氏夫妇占近70%的股份。今年6月26日,滨地钾肥的30万吨钾肥项目开始投产。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7月初,张兰玲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庆丰卖掉了,不是我们(夫妇)两人的啦。”回报似乎就在眼前,他们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大盐滩之战中。

从“高空”坠落

  采访中,何茂雄数次提到了紫金矿业(5.14,0.32,6.64%,吧)。紫金矿业2003年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此后创造了无数的百万富翁,和诸多的千万富翁以及亿万富翁。据有关媒体报道,投资何茂雄的福建永泰县的乡亲相信,何茂雄并不缺钱,手里有几个亿的现金,让他们入股,只是为了给家乡造就百万富翁。

  何对资本市场企图之心是在上海这个资本发达的城市被诱发的。前年年底,何去了上海,他觉得那是一个窗口。“跟人交流后,越来越想到我们的不足。光埋头苦干,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可能不是太好。”之后,他决心:“不仅要拉车还要看路。讲个大话,就是给社会做更多贡献。”为了更好地抬头看路,何去年开始念了复旦大学的EMBA。据新浪网一个名为“波士堂”的博客透露,何茂雄在这个EMBA课堂问了一个语惊四座的问题:“我的公司现在每年利润20亿,这样的条件可以上市吗?”后来,何茂雄告诉记者,上市的想法是在复旦大学跟人“思想碰撞”之后产生的。“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能资本运作,把现有的固定资产资本化,以后,利用这个平台,可能你想做的事情,能做更多。”

  不过,这个资本梦却是何茂雄新磨难的开始。

  为了上市,何茂雄和张兰玲组织了“豪华团队”。创业类电视节目《赢在中国》的前任冠军李书文于2008年3月份加盟滨地钾肥,担任CEO。这位曾在华润集团经历过啤酒业惨烈竞争的年轻人,被钾肥行业的特质吸引了:“这是一个完全资源性的行业,根本不用发愁销售。经销商提前3个月就打来全款,排队等货。”除了李书文,滨地钾肥还引进了有太平洋保险集团工作经验的薛建峰担任CFO,证券行业经验丰富的李传全担任董事会秘书。据张介绍,过去数年,她也引进过职业经理人,无奈茫茫大西北总是留不住人才。以至于何氏夫妻创办庆丰十年,基本上就夫妻两人管理,没有什么团队。

  7月16日,深圳上市公司吉林制药(7.55,-0.08,-1.05%,吧)公布了重组公告。滨地钾肥的“野心”自此公之于众。滨地钾肥的一高管曾相信何茂雄“三年内将是中国的首富”。不过,何茂雄刚刚向资本市场展示了滨地钾肥美妙的蓝图,就已经让人觉得不靠谱。那个当初不足1000万元拍来的大盐滩,在公告上被“预估值”为56亿元。公布的矿储量也让人吃惊,液体矿储量多达1.239亿吨,固体矿为89.16万吨。产量计划也让很多人感到震惊,第一期30万吨项目,第二期48万吨项目。而多年来一直被中央领导人所关怀的老国企、股票市场的“钾肥王”,盐湖钾肥公司目前的产量才200多万吨。

  公告的可信度令人生疑。因为提供的上述材料在法律上都无效,缺少相关部门的公章。有人说,何茂雄这个福建的穷小子,只不过是在青海圈了块地,就来证券市场圈钱。一些媒体甚至报道:“滨地钾肥是个骗子公司”。面对这次质疑,何茂雄还没有办法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试图借壳的吉林制药又是个治理问题重重的公司。目前,深交所、吉林证监局、青海证监局等多个政府监管部门已对滨地钾肥进行调查。7月份,多家媒体的实地调查,又让当地百姓对何茂雄和大盐滩四年来的种种质疑兜了出来。

  何茂雄在公告中如此放言,很难说不是在“恶意”圈钱,何况他现在真的很缺钱。

  滨地钾肥的CEO李书文说:“过去人们只是杀猪卖肉,不去管如何卖猪毛。猪毛的附加值虽大,但加工起来却不容易。”钾肥生产中最大的“猪毛”就是“镁”,当地百姓形容说盐湖地区已经“镁害成灾”。2005年,柴达木盆地被列为循环经济试验区,在资源利用上必须要吃干榨净。何茂雄也曾向记者描绘了他计划中的循环经济产业链。但一位镁合金项目的投资人告诉记者:“实现那个计划,所需投入是单单生产钾肥的几倍。”

  何茂雄的妻子张兰玲也被当地人看作“大话者”。她曾说,滨地对大盐滩的投资有“22亿”。当地一个钾肥圈的人认为,投资最多不超过10亿元。

  何茂雄坚信,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挫折。不过,他将继续接受资本市场“淘金”和钾矿“淘金”的双重考验。

  采访手记

  新淘金时代

  那些没有抢到采矿权的后来者,正用资本市场在淘金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6月底,7月初,在格尔木前后待了一周。屡坐出租,司机都会提到当地两个能人,刘盛春和肖永明。刘是格尔木市的首棒火炬手。他的光辉事迹跟人们所熟知的北京奥运会奖牌相关。奖牌所用的昆仑玉,全部由他无偿提供,价值高达3000万元。而肖永明这位四川人被人称道的是,汶川地震时,捐款1000万元。肖是一名钾肥老板,据说还是格尔木的首富,身家数十亿元。

  两个人的财富一个来自玉矿,一个来自钾矿。

  有关肖的发财事迹,当地人都能说个一二。肖永明据说才有初中文化。来格尔木的时间在1996年前后。起家靠的是“小小酒家”。那是一家四川风味的餐馆。现在这家餐馆依然还在,据说肖每天都会去吃一顿饭。现在的食客主要是政府人士居多。肖跟当地政府的关系,据说也非同一般。

  当地老百姓还传说,肖永明买下了瀚海。瀚海集团也是一家钾肥公司。公司的实力,在民营钾肥企业中,仅次于肖永明拥有的藏格钾肥。不过,当记者去瀚海集团求证时,其副总经理刘占宝表示公司还未出售。因为双方价格未谈拢:一个要6亿,一个只愿意给3亿。

  据说,当地的政府部门倾向让肖永明来兼并整合察尔汗盐湖以东的全部民营钾肥厂,只留下一家。只是这个兼并整合工作一拖就去了近一年时间。刘占宝推测这是因为:“价格很透明。”价格的透明,主要来自上市公司的推动。6月25日,深圳中航集团用1.25亿元收购了冷湖一家钾肥公司5%的股权,其钾矿场的面积280余平方公里。如此一来,自然推动了肖永明的收购价格。在刘占宝看来,即使肖从银行获得贷款支持来收购,他如何快速获得回报还是个问题。“整合后,统一规划,统一生产,产量多少都有规定。不可能会超过兼并前所有厂家的产量之和。”听起来,这是过去无序淘金的后遗症。肖永明这个昔日的淘金之王,有点无从下手。

  而这时,在资本市场上,钾肥概念正受到追捧。上市公司盐湖钾肥的股价长期保持80余元的高价。盐湖钾肥的母公司盐湖集团今年借壳ST数码后,股价更是短时间就翻了近十倍。在格尔木有投资的中信国安(7.15,0.28,4.08%,吧)也是家上市公司,尽管时不时爆出生产问题,股价表现总体也好于大盘表现。

  那些没有抢到矿权的后来者,正用一种新的工具在淘金,那就是资本市场。中航集团收购钾肥公司后,立刻有分析员预测:“中航集团可能获取暴利”。更多的上市公司正加入新的“淘金族”中。在刘占宝桌子上,摆着中海油和上海联创字样的名片。刘说,这两家公司的人一起找过他。刘倾向将瀚海卖给中海油。“毕竟,那是国有企业。”张兰玲透露,同样有数家上市公司找过她。记者在滨地钾肥6月26日的开工庆典上,碰到了中化化肥(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和中海化学(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他们已跟滨地钾肥有过数次交往。

  这一切似乎标志着,早年那种只凭少量资金、低成本取得矿权,“占山为王”的淘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上市公司们正迈入新淘金时代。而那些侥幸有矿权的老淘金者,也不再老老实实靠出售产品赚钱了。同位于青海省的西部矿业(7.36,0.26,3.66%,吧)也于2007年上了市。

  现在,格尔木的两家上市公司ST盐湖(86.92,0.00,0.00%,吧)、盐湖钾肥又在搞重组,闹得沸沸扬扬。

  资本市场的放大效应,使得新淘金时代的混乱并不亚于前淘金时代。

“独立派”不再一统天下

若干年后,中国本土的主流VC中或许也将出现“独立派”、金融派、实业派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现象 

2008年4月5日发表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3月20日,远望谷发布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出资5000万元,成立深圳市远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与此前后,有消息传出中国普天计划成立一只规模为1亿元的风险投资基金。这说明中国实业正公然进入VC行业。中国保险业也不甘落后,据报道中国平安已决定设立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计划今年内,将200亿元保险资金砸向PE项目。而赶上券商直投头班车的中信证券业最近也动作频频。3月17日,中信证券宣布向旗下全资直投子公司金石投资增资至30亿元,同时还宣布将成立中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管理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进入产业基金领域。类似的新闻还有很多。 

这些迹象表明,实业与金融资本的介入,使得中国本土VC/PE行业不再是“独立派”一枝独秀。“独立派”指的是不依附于某个实业公司或某个金融公司而独立存在的VC,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它们曾是本土VC品牌的主导者。多年来活跃在市场上的本土VC/PE中鲜见“非独立派”。去年12月,清科发布的2007年创投机构20强中,本土机构中非“独立派”仅有联想投资一家,在发布的10强PE名单中,本土的非“独立派”仅弘毅一家。 

国内资本的火热和政策的支持,让VC/PE行业不再依赖于海外募资、海外IPO的“两头在外”模式,不再是那些“海龟派”的专利。不懂洋文,没有海外人脉的“土鳖”们迎来了分羹股权投资的黄金时代。金融、实业们跟随嗅觉灵敏的民间PE大潮逐利而来,再正常不过。早在去年,就有不少已在国内上市的实业公司通过入股创投机构,以“创投概念股”的身份分享投资和资本市场的双重红利。而在去年9月,券商直投政策放开以来,众多券商已悄悄在为进入VC/PE行业摩拳擦掌。 

私募股权说到底无非是个产业和资本挂钩的过程。相比“独立派”,金融和实业派由于其金融和实业的背景,在某些方面更具独特优势。券商背景的PE在项目源上有一定优势,同时也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拥有很强的优势。实业派则会因专注于企业战略,而对某些产业吃得更透。比如远望谷创投主要围绕其主业RFID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的周边产业进行投资。这也让企业家们在引进VC/PE时有了更多的选择。 

其实,“独立派”、金融派、实业派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是西方VC/PE的常态。八年前,初入创投业的阚治东就发现日常接触的境外的VC大多有产业和金融背景。那时活跃在中国的IDG、软银、AIG等都不是独立VC。为此,他曾向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请教:VC是一个辅助型行业,还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产业?一年后,阚志东率队前往美国考察,试图找到独立VC的参照样本,却发现当地人总提及主流VC一词。为弄明白主流VC到底是哪些VC,他研究了2000年前三季度,投资额排名前20位的美国VC机构,发现来自金融背景的有10家、产业背景的有3家。而当今活跃在中国的外资VC/PE也有不少实业或金融背景,拿清科2007的前10强PE为例,就有美林、高盛、摩根士丹利、国际金融公司等4家外资PE来自金融背景。 

实际上在2001年之前,中国VC/PE行业已活跃着券商和实业的身影。只是前者因为资本的不成熟和政策原因,券商全部退出私募股权领域,后者因为资本多年来的退出无门,发展比较缓慢。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过去七年来,“独立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只是暂时的。如今,金融与实业的介入势必会打破这种局面。若干年后,中国本土的主流VC中或许也将出现“独立派”、金融派、实业派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现象。 

中国企业家:民间PE“大跃进”
2008年04月03日

  现在,似乎是该中国的民间PE们大放光彩的时候了。调查发现,现在全国大约有200亿元左右的合伙制基金在募集中,预计到2008年7月这个数字有望达到300亿元。

  “在金融行业,个人创业成为可能了。”说这话时,王伟东在北京亚运村某写字楼底层咖啡屋的一角,时间是3月10日傍晚。不到10分钟之前,王和他的同事在楼上的办公室刚结束了一次路演,有一位民营企业家当场拍板,要以其和其夫人的名义出资成为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2007年8月,温州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东海创投”)高调成立,王和他的同事是东海创投的普通合伙人。现在他们第2只基金已成立,第3只已发行,第4只也进入操作阶段。

  自2007年6月1日修改后的《合伙企业法》实施以来,这样的创业故事在不同城市不断地上演。“有钱人出钱成为LP(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专业机构做GP(普通合伙人或执行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基金募集的合法性不再成为问题。”3月8日,赵巍在北京财富中心的办公室里向《中国企业家》回忆他筹备红石国际创投基金(以下简称“红石国际”)的情况时,总不忘提及法律环境的突破。在这之前,做股权投资的机构要么用股份公司形式,要么用信托形式。公司制基金受《公司法》限制,不够灵活;而信托形式让他们在募集资金时,总难免“非法集资之嫌”。而现在,一个GP可以发起多只(期)基金,一个LP也可以参与投资多只(期)基金。

  有行业人士估计,半年多以来,新成立的基金有上百个。这些基金有80%以上为自己冠上了“创业投资”的帽子。与外资VC、PE们大多聚集在上海、北京不同,这些新兴的合伙企业分布的范围更为广泛,甚至深入到二、三级城市,河北、河南、新疆、山东、内蒙古等省区的主要城市均有,而以广东、浙江、江苏三省最为活跃。

  这些有限合伙企业通常由民营企业(通常担当LP角色)和草根的金融类管理咨询公司(通常担任GP角色)组成,他们走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未上市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这种形式的组合已成为民间PE的主流。在这里,PE取其“私募股权”的含义,包括做早期创投的VC。

  风水轮流转

  除了法律禁区的突破之外,国内A股市场大门的洞开、深圳创业板即将正式推出和持续的IPO热潮乃至流动性的丰裕成为滋养民间PE的最好土壤。

  新兴的民间PE出生之前,国内活跃的是外资和政府背景的PE们。

  首当其冲的是外资PE,诸如华平创投、软银中国、IDG VC、华登国际、新桥资本、凯雷等等,还有深创投、上海联创等一批有一定政府背景的本土创投机构以及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外资大投行的直投部门。它们大多已在中国扎根近10年。而在2005年前后,更多的外资PE巨头涌进了中国,诸如红杉资本、KPCB、蓝山资本、黑石、KKR等等数不胜数。最近两年,渤海产业投资、中新创投等一批有官方背景的产业投资PE也在政策的支持下陆续成立。不同背景的PE们都有各自产生的环境和土壤。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的民间PE,则在中国第一次集体出现。

  “盛大、百度、无锡尚德、蒙牛、分众、百丽、阿里巴巴创造了多少资本神话?投资它们的PE们都至少赚了几十倍!”“老PE”们的巨大斩获大大刺激着旁观者的神经。一位新PE眼里冒着灼热的光,向记者反问道。王伟东认为最鲜美的一轮果实已被外资抢摘了。“仅在工商银行(6.25,0.05,0.81%,吧)身上,外资就至少赚了1000个亿。”王曾任中国证监会海外上市部官员,且在中金、大鹏证券、北京证券等历练多年,担任过多家证券公司的高管,耳闻目睹过外资PE们(包括外资投行)在国内诸多的金融项目中赚得盆满钵满。

  “所有投资都是为了退出,有了退出,PE才有利可图。”智基创投的合伙人陈友忠一语中的,道出了PE们的谋生之道。过去几年,国内对IPO曾一度实施配额制,能获得名额的大多为国有企业,甚至一度停止了IPO。于是在外资PE的推动下,优质的国企、民企纷纷到境外IPO,造成了国内PE产业“两头在外(PE募资和退出)”、国内市场“退出无门”的局面。现在,形势正在扭转。“从2005年开始,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法人股和国有股的全流通、国内中小企业板块的活跃,种种要素让中国的资本市场从熊市转成了牛市,PE们在国内的退出有了渠道。”不止一位民间PE提到了这种市场逆转。没错,中国的资本市场已一扫多年的熊态,连续两年获得全球IPO之冠,无论是数量还是融资额,都成了全球的亮点。“有了IPO才有股权转让,投资才活跃,财务性投资才成为可能。”陈玮说道。陈是深圳东方富海创业投资企业的GP。

  “国外IPO,他们(外资PE)有优势;国内IPO,我们则更有优势。”多位民间PE显示出十足的信心。“一切高级的竞争都在专业之外。”赵劲说道。赵是东方摩尔国际投资管理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摩尔”)的首席运营官和发起人。这专业之外的功夫就包括土壤、人脉等等。

  政策的导向也让民间PE有了相对的优势。近两年来,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对外资PE有了一定限制,而对国内的人民币基金则相对宽松很多。与此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热潮和高市盈率也让国内企业更青睐国内IPO,比如去年的H股回归潮和方兴未艾的“A+H”浪潮。“在英国,市盈率15倍已经很高了。去年,国内很多上市公司估值都高达50-60倍。”刘志峰认为,新兴市场的企业在本土能获得高的估值。刘是深圳长安创新投资合伙企业(简称长安私人资本)的发起人之一,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创办的融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主要帮助中国企业去英国AIM市场上市。现在,他也把眼光转向了国内。

  诸多的因素共同作用,让民间的资本和专业人才纷纷结合,掀起了时下如火如荼的民间PE浪潮。赵巍预计:“未来5-10年,会是中国PE的黄金时期。”

民间PE众生相

  清科集团董事长倪正东介绍道,来自广东和浙江的民间PE特别多。这些PE通常非常低调,大多在传统行业诸如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赚了很多钱。他们做PE的方式是由一两个人牵头,在熟知的朋友圈子里筹钱,以成立公司或项目的方式,投资一些拟上市企业。一位PE说道:“他们曾经抱团炒楼、炒股、炒矿,现在则炒起了股权。”出生于台湾的陈友忠表示,1984年,台湾创投业刚发展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抱团现象。他分析道:“不做创投,他们做其他的事情也一起做,维持原来的合作关系。彼此也有一定信任。”

  蔡猜效力于某PE机构,该机构的股东是浙江一家民营企业。她在电话里向记者描述了她所见的做实业的浙江商人群体对资本态度的变迁过程:“几年前,国内的资本市场并不好。浙江很多企业也很排斥上市,他们认为那样会受很多监管,何况自己现金流很好,不缺钱。不过,这两年,他们看到了很多上市的成功案例,慢慢意识到资本市场将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他们为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进修了一些商学院的课程,对资本市场有了一些了解,意识到企业的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小打小闹,于是他们有了上市的冲动。而上市前后,他们对股权投资又有了更多了解。这两年,他们又目睹了雅戈尔(14.87,1.02,7.36%,吧)们通过无心插柳的股权投资不经意地将资产放大了那么多倍,看见身边那么多人因资本市场而暴富,自己也不再甘心于只是苦哈哈地做实业。”这种演变最终促使他们的观念进一步向资本靠近。蔡继续说道:“他们也开始尝试股权投资。拿出点钱,看看收益怎样。但一般不会放弃实业。”

  除了实业家赶场这次热潮外,也有相当一批做股票市场的前移到股权投资。刘志峰说他的一个朋友在股票市场挣了很多钱后,就抱着玩玩看的心态,拿出1个亿做了股权投资。

  不过对实业家来说,LP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GP苦笑道,中国的LP是“伪LP们”。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准LP们追着吴尚志(鼎辉创始人),要给他投钱,吴尚志的第一句是:“你们把钱给我后,我每年给你们汇报一次,你们平时不能过问具体的投资。”这一句,吓退了一批准LP。剩下的一些LP想想高回报,那就忍忍吧。于是问吴:“回报期多久?”吴说:“7年。”于是LP们纷纷散去。这则笑话的真实性并未得到吴尚志本人的确认,不过却道出了中国LP们的两大特点:干预投资和急功近利。

  “某合伙企业的一员工告诉我,他们根本没法干活,整天接听应付LP的电话。”红石基金的赵巍说道。有的民营企业家借着LP的身份,不仅要进入投资决策委员会,甚至要介入每一个项目投资的完整过程,任何细节都要过问。当看过几个项目的完整操作,自以为懂得怎么做股权投资了,就会想办法把自己投向基金的资金拿回去。还有一些LP并不是存心要“偷艺”,参与了几次投资决策委员会后,觉得做投资不过如此,自己也能做,于是想办法拿回资金。据王伟东透露,东海创投已退回了4亿元LP的钱。他对这种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做PE的现状有点无奈,他反问道:“我在金融行业十几二十年的经验,学历背景、知识结构、同学人脉、政府关系,可以立刻被他们拷贝过去吗?”东海创投的情况不是特例。有限合伙公司潮流涌现的半年多时间内,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欧美国家,LP出资后绝不干预GP们的具体投资决策,GP每年向LP汇报数次。LP给GP的大多是在建议或者在GP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人脉和资源方面的帮助。这些LP多为有钱的家族、个人以及大学的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等,他们有着做LP的丰富经验,与诸多GP有着密切的合作。也有一些是基金之基金,即一些基金募资后,投向就是做股权投资的基金。欧美的财富积累早已完成,财富的世袭者也早已习惯委托理财,有比较成熟的LP和GP文化。不过,陈玮认为,在中国,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的投资还没有放开,目前对占据投资者主流的民营LP有太多的要求不切合实际。陈友忠认为,在中国,LP、GP不分的情况会存在一定时期。很多GP也表示,中国的信用体系尤其是委托理财的信任还不完善,成熟LP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GP要向他们募集资金,就必须理解他们,必须做一定的妥协。

  事实上,即便LP有干预投资和急功近利的特点,通过双方的契约,GP还有可能与之达成合作。比如让LP派代表进入投资决策委员会,约定投资的回报期。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结合。”

  “中国人觉得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投资。”东方富海的陈玮在电话里向记者感叹,“一些PE根本不懂估值,对被投企业上来就问‘陈玮给你们多少市盈率?好,他出8倍,我出12倍’。”这些PE甚至连通常所必需的尽职调查也不做,法律文件也不规范。清科的倪正东说道:“(有些PE)今天(跟需要融资的企业)一起吃个饭,明天就把钱打过去了。”这或许是任何一个行业新兴时候都会出现的鱼龙混杂的情况。

  在很多人看来,那些非专业化的PE会破坏整个市场,人为地抬高一些项目的估值,不好的项目也获得了大量投资,失去了PE行业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

  让我们再来看看民间PE的管理者GP是怎样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多数人低调得几乎不为圈外人所知。蔡猜有4年的创投经验,她的同事则有的有券商背景,有的来自实业。东方摩尔的赵劲拥有十余年的信托公司的背景。赵巍曾干过多年的实业,近两年因为对资本的兴趣,也由于朋友的邀请,办起了财务顾问公司,发起红石国际之前,邀请了一些在大投行工作的人加盟。刘志峰所在的团队比较强悍,有多年的直接投资经验,有自己的研究和分析团队,刘本人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法律,在英国学了金融,拥有国内券商的工作背景,其同事大多是“海归”,拥有金融、实业或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工作经验。这些群体主要来自券商和财务咨询公司,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之间,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男性居多。目前,他们构成了民间PE的主体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并不完全是新手。他们曾多年紧密地服务于PE产业的某个链条,现在则直接进入股权投资,他们当中甚至有些已经利用自有资金做过诸多股权投资业务。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让人信服的一贯业绩。

  而他们与外资PE们最大的不同点或者在于身份。他们以自有的公司作为GP,而不是个人。比如东海创投的GP为北京杰思汉能资产有限公司,东方富海的GP为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红石国际的GP为北京溢和利泰投资管理公司。长安私人资本的GP则为长安创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这些公司除了PE业务外,往往还有其他业务。对此,陈玮说道:“我曾经咨询过立法机构,为什么允许机构作为GP?他们说是故意这样设置的,因为中国的个人做GP还很难让LP信任。”在红石国际的赵巍看来,“公司作为GP要比个人作为GP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公司的全部资产将作为抵押,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一旦公司(因连带责任)破产,损失的则是整个商誉,这远比个人的资产更严重”。

又一轮泡沫?

  倪正东认为那些非专业的、投机性质的PE是非主流:“来得快,去得也快。”陈玮则认为,资本市场如果再冷些,降降温会是好事。“在资本市场热起来后,PE一下从冬天进入了夏天。”还有些GP认为PE行业来个低潮会更好,将那些投机者和破坏者洗牌洗出去。

  中国的民间PE曾经历过一次高潮和大清洗。2000年前后,正值深圳在酝酿创业板,受当时纳斯达克高科技泡沫的鼓舞,民间的各种力量,诸如有钱的个人、民营企业家、股票操盘手等盯着股权投资市场。不过彼时谈不上增值服务,他们大多或抱团或“独行”,疯狂地抢购一些企业的法人股。也有一些有钱人共同出资成立股份公司,聘请专业人士做股权投资,这或许正是最早的民间PE雏形。当时一些政府背景的创投公司也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最终,创业板难产了8年,主板的IPO窗口也关闭了几年。陈玮加入深创投正值2000年,他目睹过这些企业的兴衰成亡,说道:“深圳的创投公司一度高达200多家,最后却退出无门,为了求生存,(这些公司)‘挂羊头卖狗肉’,大多转到二级市场做股票去了。”在这次洗礼中,只有极少数的公司存活下来。在那场大潮中,最终获得回报的是当时有价值发现眼光的创投公司,他们所投资的企业终于在近两年实现了IPO。张国九也是那场大潮的见证者。他说道:“那些被投资的企业有多少能活到今天?一个不能活下去的企业能有投资价值吗?”张是王伟东的同事,曾任证券公司高管多年。

  对今天的PE们来说,2000年泡沫的最大教训或许就是一定要有价值投资的眼光,绝不能胡乱哄抢项目。在8年后的这场浪潮中,民间PE们有着比当年更好的资本、政策等大环境,或许他们也比当年的创投专业素质更高。

  不过,他们面临着比自己领跑多年的外资PE和政府背景的PE们的激烈竞争。对于那些运作机制已稳定的PE们来说,新兴民间PE面临的第一要务就是处理LP与GP的关系。诸如挑选LP时就要注意到LP之间不能抱团,也不能有太大利害冲突,不能让单个LP出资份额过大,LP拥有比较好的资源网络,LP必须承认和尊重GP的价值,合伙企业不能附属LP等等。同时还要确定下详细的契约条款,寻找那些能与自己有共识的LP合作。

  也有新兴的民间PE为了避免这复杂的LP、GP问题而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组建PE,大家风险共担。比如去年10月成立的东方摩尔。

  “短期出业绩”也是GP应对民营企业急于求回报的心态的一种妥协。民间PE们的主要投向多为拟上市企业,投资回报期大多为两年甚至更短,以向LP们证明业绩。而按通常惯例,一个基金的存续期为10年,创投的投入回报期通常为5年到7年。一些GP说:“两年时间已够国内的LP们忍受了。”陈玮将之称为“短钱干长活”。

  不过,民间PE们也意识到投拟上市企业是摆在台面上的红苹果,且这诱人的果实总有一天会被集中采摘完。东方富海规划了20%的资金往前期投,发挥管理团队的专业能力,避开拟上市公司的独木桥。红石基金则利用了油页岩项目的资源优势,同煤联合作,获得部分地区的采矿权的意向合同,计划通过前期投资获得采矿权后,连同相关技术方案一起打包转让和出售,从中获利。当基金规模更大并获取了一定回报后,红石则投资油页岩的更多产业链环节。杰思汉能则除了努力前移发现项目的时间外,还在筹划着创新,诸如提高股权的流动性,同时也在考虑新的市场,诸如并购市场、重组市场、定向增发市场等等。

  有国内部分研究机构判断,本土VC/PE 5年后可以与外资VC/PE竞争。

  券商背景的张国九提起了他看过的电影《Other People’s Money》,说的是一个投资者通过计算,发现一个老的电缆厂的地皮、厂房等的价值要比电缆厂继续运营下去更值钱,于是通过财务投资手段,最终让电缆厂关闭,改行做其他业务的故事。这让人想起了秃鹫投资者。

  这轮民间PE热潮中会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秃鹫投资者吗?

  无论如何,它们现在还是雏鹰。

IPO:沉寂的背后
  2008年03月12日 12:06  《中国企业家》

  就算企业能勉强搭上IPO快车,股票的定价权也正在从企业一方转向市场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阴霾的天空

  犹如南方那场雪灾令许多人取消或推迟了回家团圆的日子,在这个冬天,内地的诸多企业也押后了他们的赴港IPO。

  1月23日,昌盛地产放弃2008年地产第一股的机会,宣布取消IPO。随后,茂业百货、恒大地产、太平洋(爱股,行情,资讯)保险、阳光能源、宏华等也纷纷暂停了IPO。这种不约而同的行动导致了新年之初香港IPO的集体沉默,改写了香港的股史,致使今年1月成为香港十年来惟一没有新股上市的月份。而在往年,很多企业家非常热衷于争抢年度“第一股”或在新年的1月份上市,这样他们可以获得资本市场和公众更多的关注。2月12日,香港当地富翁杨受成旗下的新媒体集团分拆上市成功,成为香港今年前两个月以来仅有的IPO,所募资金仅为1310万美元,只接近去年同期的1/40。而在去年的2月中旬以前,香港共有4起IPO,共募得资金5.12亿美元。

  在去年上半年以前的两年内,香港资本市场一直牛气冲天,曾荣获IPO全球之冠的宝座。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了全球IPO市场的结果。来自彭博社的统计显示,全球有近30家公司在今年1月份宣布取消或者延期IPO计划。其实,不单单是香港,整个亚洲市场的IPO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创伤。从开年到2月中旬为止,印度算表现最好的市场,完成8宗IPO,不过也有多家企业取消了IPO。新加坡市场只有3家IPO,募得资金2830万美元,而去年同期,新加坡有4家企业IPO的融资金额为2.83亿美元,两者相差10倍。日本市场反差更为明显,所募资金由去年同期的6.59亿美元降至现在的3740万美元。

  在美国《商业周刊》今年初一篇题为《次贷恐慌袭击亚洲市场》(Subprime Fears Pelt Asia´s Markets)的文章中提到,“次贷恐慌袭击着印度市场,外国资金正从2007年曾火爆的印度市场撤离。”部分国际投行也是这种资金逃离论的主唱者。花旗集团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鼠年第一周,流出亚洲基金的海外资金规模达4.61亿美元,其中从中国和印度流出的资金最多。

  王志华(化名)是一家美国对冲基金的投资人员,他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向《中国企业家》诠释了资金的逃离:“次贷危机,一部分人没钱,一部分人就趁火打劫。”王说,“危机造就了在美国挣大钱的好机会,我们许多资金从香港流回美国去了。”钱跑了,热捧新股的人自然也少了。像王所在的对冲基金的这些钱,有时被冠以“热钱”或“游资”称呼,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近年“股市和楼市飙升”的“罪魁祸首”。当下中国的楼市也迎来了近年首次大规模大范围的降价行动,这似乎也是热钱逃离中国的佐证。

  当然,也有些资本乃是因为填补美国的窟窿而流回。那些在次贷中巨额亏损的美国金融机构大幅增加了计提准备金,同时减少了海外的资金的投资比重,调回了海外资金,其中包括在香港的部分资金。而这次次贷危机也让购买了次级债券的部分中国金融公司受损。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逐步公开的损失从去年下半年尤其是去年10月以后波及到了香港资本市场。这些受损公司在香港的股价开始下跌,带动了整个金融板块的跌势,同时也引发了整个大盘的下挫。香港一些曾经备受追捧的股票也接连腰斩。而在这些次贷中直接受损的中外公司大多也是香港证券市场的大买家,面对今年的IPO市场也变得谨慎起来。

  还有一个与次贷危机威力不相上下的因素,那就是“港股泡沫破灭论”。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去年10月,香港独立股评人大卫·韦伯(David Webb)表示:目前港股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泡泡。他说:“这是1993年和1997年后,在香港股市形成的第三个中国泡泡。惟一不同的是,这次在大陆也出现一个巨大的泡泡。”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曾发布报告,调降香港股市至“审慎”(Cautious)级别,并表示:不论是增幅、收益还是所需资金都显示目前的估价已经无法持续了。报告还指出,港股这一轮的牛市已经是“过久”了。在泡沫论的影响下,从去年下半年起,掀起了一起“挤泡”运动,众多股票纷纷大幅下跌,不少跌幅在50%以上。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香港股市的颓势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而有所改观,反而加剧了。加剧的因素有多种。比如南方的雪灾,比如被认为会拉动香港股市的“港股直通车”短期内已无望开通。国内不断创新高的通货膨胀指数和新劳动法的实施都会让大批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近期宣布要再融资的国内金融机构,以及解禁的非流通股也被认为是造成内地和香港股市的“罪魁祸首”。从去年11月到年底登陆香港纽交所的21只新股中,截至今年初,已有17家跌破了发行价。

  这种种因素都让今春香港IPO的天空变得更加阴霾。摩根士丹利驻香港的亚洲股票策略师马尔科姆·伍德说:“对所有的IPO而言,无论其基本面如何,现在都是一个困难时期。”

  推迟的“神话”?

  一方面,IPO的购买方不太乐观,而另一方面,即将开始的“两会”则让企业这个卖方充满着期待。他们相信中国政府不会置“低迷”的股市于不管,一定会想办法“救市”,何况今年还是奥运之年。对于买方来说,他们还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看次贷危机的影响、雪灾的影响,也同样需要时间来判断中国政策的风向和影响。分析人士认为,这IPO的集体沉默正是双方观望的结果。

  不过这些依然不是导致今年IPO清冷的全部因素,不能忽略的是那些暂停IPO的企业的野心。如果他们抱着“无所谓”,乃至“流血上市”的心态,那绝不会出现这次IPO集体沉默的现象。因为茂业百货、昌盛地产等已获得足够的认购,若只是为了IPO而IPO,他们完全可以挂牌上市。

  在宣布推迟IPO的5家内地企业中,有两家民营企业的份量引人注目。

  其一是茂业百货,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黄茂如,现年43岁,潮汕人。黄目前在8个城市经营15家百货连锁公司,在华南与西南的百货业占有领导地位。黄是最早一批参与深圳城市运营的地产商。据当地媒体报道,黄在1995年创立茂业之初,就按照香港上市公司的要求来设立各项管理制度。十几年以来,黄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地产+百货”的商业模式。2004年,黄在胡润富豪榜中位居深圳第一,自此,获得“深圳首富”称号。黄的IPO之路似乎一直不顺。据以往的媒体报道,2000年茂业曾启动IPO,后因香港资本市场低迷而放弃。2004年,曾传言茂业将在A股与H股同时上市。

  这次再度启动IPO后,却照样遇上了低迷的股市。不过,黄的资本运作经验却很丰富,以资本收购的方式向深圳以外区域扩张,积极参与众多国有百货的并购。2005年,茂业成功控股了A股上市公司成商集团,从而在西南百货市场站稳脚跟。根据茂业百货在港交所发布的资料,上市公司名称实为茂业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主业为百货,旗下拥有众多子公司和关联公司,这众多公司都是黄多年来资本运作和经营的结果。或许如此,历练资本市场的黄对这次香港资本市场的低迷并不慌张。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1月,黄曾通过视频会议表示:集团对未来发展有信心,不调整股价。若按原计划,茂业百货将发行12.5亿元新股,招股价4.35-5.65港元,最高集资75亿港元,市盈率在30-39倍。据一些知情人士介绍,黄的心愿是成就内地百货公司在港最大的IPO。

  另一抱有IPO大志的是许家印。许为河南人,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恒大地产董事长。许的另一个身份是恒大实业集团董事长,不仅经营房地产,还于2005年进入其老本行钢铁行业。出身贫穷的他,现年50岁,以乐善好施为名。1996年,在广州一个钢铁厂工作了11年后,许出来创立了恒大地产。恒大地产实力不菲,在当地与碧桂园齐名,是“广州地产五虎”当中惟一没有上市的企业。在土地储备上,恒大地产是继碧桂园之后,内地排名第二大的房地产商,总量达到4000万平方米。在覆盖城市方面,恒大地产遍布全国22个城市,与万科接近。与黄茂如类似,许也是个资本运作的老将。据2006年当地媒体报道,2002年8月,许家印成为海南的上市公司琼能源(A股上市)的大股东,次年,通过资产置换,将琼能源主业变成房地产,之后,琼能源更名为恒大地产,这年恒大地产业绩不错。此后,不知何缘故,恒大地产一年不如一年。2006年5月,许家印又将上市公司恒大地产更名为绿景地产(爱股,行情,资讯)。更名3个月后,许又将自己对绿景地产所持股份全部转给了广州天誉地产公司。而恒大实业集团旗下仍然拥有地产业务,名为恒大地产。2007年1月,美林、德意志银行、淡马锡三家投资者向恒大地产注资4亿美元,创国内民营企业获得的最大一笔私募资金的纪录。

  随后,恒大开始了香港的IPO历程。与茂业百货取消IPO不同的是,恒大地产在今年1月份获得港交所上市批准后,因市场不好,推迟了路演,也未宣布招股计划。近期,恒大保荐人之一瑞信发表研究报告称,恒大地产估值1208亿港元至1321亿港元。照此估值,恒大地产将超过目前市值最大的内地房地产股碧桂园(以2月26日收盘价7.13港元计算,碧桂园市值1166亿港元)。若乐观估计,许家印的身家将在775亿港元以上,有望取代目前身家不到700亿港元的杨惠妍,成为内地地产新首富。

  这两个久经资本沙场的老将在暂时遭遇香港资本寒流时,并没有直接认输,选择“流血”上市,而是采取了“迂回战”的策略。据知情人介绍,当1月份招股截止时,茂业百货虽获得了足额认购,但价格离黄的心理预期还有一定距离。为此,黄宣布延后IPO。同时黄又迅速为茂业百货增加了两位保荐机构汇丰和瑞银,强化了股票分销渠道,并为重启IPO作新的部署。聪明的许在观望到资本的低迷之后,则压根儿没按照惯例进行路演,而是将计划放到了3月。

  也有分析人士对茂业尤其是恒大的IPO融资额持谨慎态度,认为他们给出的市盈率依然高了。

  IPO定价权的转移

  零起IPO的背后,蕴含着企业方与资本方的一场较量,这个较量既是一种博弈,也是相互之间对价格的试探。

  1月份招股的企业共计有茂业百货、新福港(总部在香港)、阳光能源和宏华4家。其中,阳光能源是最早向资本“屈服”的企业。阳光能源主要生产太阳能发电设备,是国内第二大单晶硅厂商,厂房设于贵州和上海,客户包括尚德太阳能、日本住友商社等。该公司主要股东为台湾上市公司台湾合晶,日本住友商社也是股东之一。截至去年前三季度,阳光能源的纯利为2.11亿元人民币。在第一次计划招股的前4天宣布将招股价下调10%,调低至4.08-4.88港元,计划发售4.227亿股,集资最多20.6亿港元,预计市盈率为15.4-18.4倍。不过,调低股价后,投资者依旧反应冷淡,最后阶段,管理层决定搁置IPO。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阳光能源之所以率先调价,主要是因为国内已上市的太阳能企业已有多家,规模都比阳光能源要大,阳光能源的竞争力不突出。此外,香港也不同于纽交所,并没有来自内地的光伏概念股,由于投资者不熟悉,故对其比较冷落。这清冷的背后,或者是因为投资者对价格依然不满意,或者是因为推介工作做得不到位。

  相比阳光能源,宏华的“投降”得到了投资者的热捧。位于四川的宏华是全球第二、中国第一的陆地石油钻机生产商。宏华曾计划年初上市,后因市况逆转,而押后上市。2月19日,宏华重启IPO,计划3月7日挂牌交易,集资额由原来的31.2亿港元-39亿港元,缩减至现时的26亿港元-37亿港元,以12-17倍的市盈率上市。在一些投资者看来,宏华的估值不算高。截至2月25日,宏华已获得5倍认购。有投行评论宏华的低市盈率乃是让“投资者重新有了定价权,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这种权力。”

  一些投行家透露,在过去的一年里,股票的定价权往往掌握在企业手里。整个市场有些虚热,任何一只新股发行,投资者几乎都会去追捧,哪怕市盈率高得吓人。而今年,企业和承销商们在定招股价时,已在有意识地调低市盈率。这种定价权微妙的变化已说明股市正在降温。投资者将变得更谨慎,只有那些基本面好、品牌好的公司才会受到资本市场的欢迎。

  尽管目前还看不出香港全年的股市趋势,不过已将IPO列入今年日程的企业数量已有不少。据一些投行估计,仅三四月份,就将有30余家企业在香港上市。我们看到,这些排队去IPO的企业,有不少是VC或PE等基金所投资的。比如恒大地产、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昌盛地产、ITAT、太子奶、好孩子、雷士广电等等。如果资本市场不好的话,这些VC的投资回报率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VC和投行们会怎么看待2008年的股市,又会不会推迟和取消所投企业的IPO呢?

  本土投行人士王冉去年就曾建议企业要不2007年IPO,要不2009年IPO,最好越过2008年。IDGVC的合伙人章苏阳也反复强调:“今年没有好的东西”。诸如通货膨胀、诸如低迷的股市、诸如次贷危机等等。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股市的下挫和震荡也显得那么理所当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章用这句话说明了他对股市震荡的态度。而在过去的一年里,IDGVDC所投资的企业有很多都上了市,曾经在50天内实现了4个所投资企业的IPO。IDGVC今年还会有如此多的公司去IPO吗?章苏阳强调企业上市只是自然的过程,不能为上市而上市,不能拔苗助长。他认为有些企业上市却上死了,上市本身不会改变企业的好和坏。到上市时机的企业还是会上市,只是估值会作个调整。深创投的董事长靳海涛表示今年所投资的企业中会有10个以上的企业去IPO,市盈率与预期不一样的话,可以调,只要不低得太多都可以考虑。联想投资的董事总经理李家庆则认为IPO的价格低也未必是坏事,只要有实在的业绩并持续稳定地增长下去,价格就会上来。清科集团的董事长倪正东对《中国企业家》说,要不要上市,要看具体情况,看对这个企业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深创投:最耀眼的官办VC
  2008-6-25 9:44:34  《中国企业家》

  直到2007年,深创投“面向全国”的初衷才真正落地。大公司战略的重启将给它带来怎样新的挑战?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8年的寂寞。深创投终于迎来一个发展的小高潮。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深创投退出了十余个项目,其中橡果国际、怡亚通(爱股,行情,资讯)、西部材料(爱股,行情,资讯)、同洲电子(爱股,行情,资讯)、远望谷(爱股,行情,资讯)等项目都给深创投带来几十倍的账面回报。这些成绩让这个老牌本土VC一下成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在2008年5月举办的第四届亚太投资峰会上,主办方给深创投颁奖时,称其为“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上最耀眼的VC”。在去年年底,深创投凭此业绩摘取了清科集团2007年度创投机构TOP排名第三的佳绩。而2006年,它在中国创投机构50强中仅仅排在第29位。同时它也是进入清科创投机构TOP10排行榜的惟一一家官办VC。

  VC界的黑马几乎年年都会有。但有政府投资背景的黑马十分罕见。一般来讲,官办VC大多是区域性基金或是基金中的基金,更多的则是兼而有之。比如,与深创投前后脚成立的上海创投,就是投资本区域基金的基金。新组建的苏州创投集团则是苏州工业园区的直属国有企业,其前身也主要投资园区内的基金。老牌的中关村(爱股,行情,资讯)创投则聚焦在中关村中的企业和基金。这些官办VC基本上不直接投资项目,还有,更多是在行使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使命。

  深创投则主要是管理型的基金,投资的项目更是遍布全国,不拘泥于深圳一地。深创投为何与众不同?

  与生俱来的创新基因

  深创投全名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犹如其名,创新二字一直伴随着深创投。

  李万寿,现任深创投的总裁,也是深创投最老的员工之一。在加盟深创投之前,李曾担任深圳市计划局局长助理。1999年年初,深创投集团的前身深圳创新投资公司刚筹备时,他正是筹备小组的副组长。李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称,深创投的创新基因在筹办中就已经埋下了。

  李万寿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深圳市市长李子彬给深创投筹建小组的指示:“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这种不落后于国际的情怀也是那一阶段很多特区金融官员的梦想。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曾说:“我国众多新兴行业中,与世界大部分国家或地区几乎同时起步的只有创业投资行业。”

  现任证监会副主席庄心一是另一个对深创投至关重要的人物。当时,他是深圳市副市长,负责深创投的筹建。之前他曾担任深圳市证券交易所总经理,目睹过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府办的创投公司未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情形。

  李子彬现在是中小企业协会会长。他曾评价庄心一:“在怎么不落俗套,不走老路上花了很多心思”。庄请来了很多外籍专家做顾问,也请来了外资VC在本土的管理人。李万寿称之为洗脑。“这个洗脑不仅洗的是筹备人的脑子,还有政府的脑筋,投资人的脑筋。”

  洗脑之后就是筹备组的热烈讨论。这也是深创投将本土实际情况跟国际惯例结合起来的创新过程。现在很热门的有限合伙制,深创投在筹备时也研讨过。考虑到公司制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容易实现,深创投最终采取了有限责任的公司制。确定后,庄问道,怎么能突破,把国际惯例用进来?IDG的熊晓鸽也是当时的外脑之一。他说道:“按国际惯例,管理团队的激励是拿利润20%的分成。”庄就问管理团队成员:“可不可以少点,给你们15%。”这让管理团队大吃一惊,说道:“15%跟传统体制反差还是很大。”最后,管理层主动把数字缩到8%,并一直保持到今天。也是通过洗脑,深创投决定不做当时很多创投机构所做的产业投资,而是做财务投资性质的风险投资。

  最具突破性的是,深创投确定了“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这八字投资方针。这种不囿于本行政区域投资的官办VC,即使在8年后的今天,也是很少有的。今天,深创投枝繁叶茂的收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个开放的方针。

  从“四面开花”到“精耕细作”

  不过,深创投有点生不逢时。

  同当时雨后春笋般冒出的众多创投机构一样,深创投成立之初把希望寄托在了深圳创业板的按期推出上。不过后来,创业板迟迟未推出。本来活跃的深交所和上交所也进入冬眠,A股市场的IPO窗口几乎完全关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05年。这几乎堵死了VC的生路。国内IPO本是本土VC们所倚重的退出主渠道。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有很多VC倒闭。

  深创投虽有官方背景,却依然面临严峻的短期财务压力。深创投的股东除了深圳市国资委以外,还有一些上市公司,比如大众公用(爱股,行情,资讯)、深圳市机场集团、深圳市盐田港(爱股,行情,资讯)集团、粤电力等股东。这些上市公司为了报表的好看,希望投资每年都能获利。

  深创投的第一任总裁是阚治东。阚当时在证券界已经小有名气,加盟深创投时是第一次做创投。他不想辜负这些股东,想了个“闲置资金不闲置”的办法。他将部分资金投向了他熟悉的证券市场上。2000年,深创投全年收入1.2亿元,利润达9158万元。

  善于学习的阚极富事业心。他曾数次率队前往美国硅谷、以色列、中国台湾考察拜访优秀的VC。他觉得海外大的VC大多有着强大的金融集团背景或者实业背景,凭单一的VC业务难以做大。在证券市场小有收获后,阚试图打造一个金融帝国,同时发展创投以外的金融业务。不过这也极大地分散了深创投的精力,因此让深创投被业界广为质疑。

  多年后,李万寿也认为,这是深创投走的一段弯路。

  阚在深创投的总裁职位做到2002年,之后重返证券界。在阚治东时代,他给深创投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阚曾用他的语言解读了李子彬和庄心一所指示的精神:“既然李子彬市长说是商业化运作,就应该是哪里有钱挣,就往哪里投”,“市场不讲地域、不讲行业、不讲国界”。在这种解读之下,阚治东同国际上的基金展开了合作,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布点。为了能管理更大规模的基金,阚一方面扩充注册资金,到2000年,深创****册资本达到16亿人民币。同时阚也面向全国,从大型上市公司中吸收资金,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基金。

  此外,阚治东也为深创投营造了浓厚的学习和创新氛围。2000年的深圳高交会上,阚治东发起成立了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给同行的学习交流提供了平台。2001年,深创投创办了内刊《创新》杂志,这个刊物成为当时深创投管理团队学习交流的平台。每次出国考察后,阚都会及时写自己的学习心得,发表在《创新》内刊上。除了深创投的成员,其他创投机构的VC也会在《创新》上发表自己对创投的摸索心得。

  在创投业务上,阚也有其观察。2001年年初,他指出:“创业板在刮风。有的机构乱投乱抢项目。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宁不投,不乱投。”

  在李万寿看来,阚治东是深创投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主要奠定了深创投的战略和创新基因。

  2004年8月,靳海涛的上任则将深创投推向了更为专业务实的时代。靳是深创投历史上第一任全职董事长,之前深创投的两任董事长都由深圳市政府官员兼任。靳拥有产业方面的深厚背景,同时也了解资本运作。

  靳加盟时,深创投的战略已基本成型。上任后,靳除了坚持既有战略外,做了些扬弃。他扭转了深创投“四面开花”、什么都想做的大财团思路,重新聚焦在创投业务上。《创新》内刊也由思想的交锋阵地变成了更加注重工具、技巧、实务。在深创投的具体投资上,靳海涛也突破了深创投原有的框框,将投资范围从科技型企业拓展到服务型等更广泛的行业。靳也更加注项目的退出。他认为:“创投的核心是卖,研究卖比买更重要,未规划好如何卖,就不要买。”在人才方面,他也更加注重引进有企业高管经历的产业背景的人才。在投资项目决策上,吸引了内外部专家参与。在国际合作上,深创投也突破了吸收资金的基金合作模式,探讨项目投资上的合作。在跟红杉中国合作时,双方互相推荐项目或共同投资。在深创投去年退出的项目中,怡亚通、橡果国际、易居中国等都是与国际VC共同投资的。李万寿认为,靳让深创投“从外在到内在,公司向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方面转变”。

  集团化的挑战

  与IPO退出全面开花一样值得称道的是,深创投与各地政府合作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也在去年一年,呈现爆发式增长,一共成立了7个。

  深创投成立第二年,就曾在上海、哈尔滨、武汉、西安、成都布点。证券业出身的阚治东对布网点的热情正契合了深创投“面向全国”的理想。

  此后,阚治东曾号召同仁:“有的地方不懂创投,北京、上海、深圳要去帮一把。与当地政府共同设立创投管理公司。”这些布点肩负两重使命,一是吸引周边政府和公司的资金,成立地方基金。二是借助当地资源,用这些基金去投资周边区域的项目。比如上海辐射华东片区,哈尔滨辐射东北地区等。

  这种沿袭大公司的组织模式在当时没有任何国内外先例可循。只是早几年,深创投这条道路一直没走通。最终的结果还是由设在深圳总部的公司来投资全国各地的项目。那些设在地方的网点也大多亏损。不过深创投一直没撤点,他们认为:“深创投应该作为全国的企业,而不是深圳的企业,这是公司的基本战略。”

  这种固守也带来了回报。2005年下半年开始,退出瓶颈的解决,再加上系列政策的出台,使得政府引导基金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这年年底,武汉科技局抛出绣球,与深创投探讨怎么把政府资金更好地商业化运作。“他们在寻找科技成果产业化体制的变革,我们在寻求真正覆盖到当地的合作模式。双方寻找需求的结合点。”

  这种需求结合点直到2007年才在苏州首先得到落实。李万寿说道:“苏州政府非常欣赏这种模式。”2007年年初,由苏州市政府、苏州国发集团、深创投等共同出资成立了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公司)。在这种合作中,深创投也改变了以往的惯例,允许当地合作伙伴派人加入到合作的基金管理公司中。

  一年多以来,苏州国发公司成为深创投与地方政府合作政府引导基金的样板。深创投有不少地方公司都来苏州取经和交流。陈文正是深创投派驻苏州公司的总经理。他通常会这样向同事解读苏州市政府的想法:“苏州GDP中,很大比重来自招商引资。这些外商大多是成本导向,向生产要素成本低的地方流。当地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时,这些外商很容易跑掉。当地政府想成立基金是想支持对当地GDP贡献大,地税贡献大,同时又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地方企业。”地方政府还有个算盘是,资金放大,起到引导作用。比如政府出5000万,深创投出5000万,地方企业再投入5000万,政府的资本就得到了3倍的放大。在这种需求中,深创投积淀的专业创投经验,在业界的地位以及官方色彩的背景使得它更受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的欢迎。

  陈文正加入深创投已有6年。他对这种新模式的好处也深有体会:“我们扎根后,背靠当地资源,一年就看了100多家企业。正是所谓的资(金)和,人(脉)和。”这一年多时间里,陈文正已投资了8个项目。其中有些项目,就是陈文正借用了当地合作伙伴的人脉关系,然后凭专业的技能拿下的。在这种合作中,深创投也将投资和服务半径缩短,更好地理解着当地企业的需求,跟企业的接触时间也更多。陈文正说道:“很多企业对资本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对上市有畏难情绪,或者认为上市就是到海外去,不了解国内资本市场。我们可以给企业做培训,起到桥梁作用。也可以从中发现更早期的项目。”

  对深创投来说,全面布点或许正是新挑战的开始。李万寿说道:“现在所有投资决策都在深圳总部。在当前区域性公司的投资规模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总部可以承受决策压力。但随着区域性公司量的增多,比如20个、30个,对总部集中决策会是个挑战。”

  在硅谷,很多VC的投资半径也就是开车2小时范围内,做到足够的本地化。如果深创投这个模式走成功了,那或许是创投公司集团化的一个样板。

  深创投与当地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

  苏州基金

  2007年1月18日

  苏州国发创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和苏州国发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立仪式暨苏州创业投资论坛举行,标志着深创投集团首个公司制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功创立。

  淄博基金

  2007年2月27日

  淄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淄博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约。

  湘潭基金

  2007年6月28日

  深创投集团第三只政府引导基金落户湖南省湘潭市。

  重庆基金

  2007年7月24日

  重庆政府引导基金(重庆西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投入运营。

  郑州基金

  2007年7月27日

  深创投集团又一只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在河南省郑州市宣告成立。

  南通基金

  2007年9月15日

  南通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管理公司成立仪式在江苏省南通市举行。

  萍乡基金

  2007年11月14日

  萍乡创新资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萍乡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在江西省萍乡市成立。

  资料来源:深创投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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